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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中的杜月笙先生 |
|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在上海，各种群众性的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杜月笙的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建议杜月笙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杜月笙与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委兼组织部长吴开先密商后发起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７月２２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成立，杜月笙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８月１９日他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１５０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杜月笙还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７５００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１／６。 １０月１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上海市党部密令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迅募皮棉背心、青布鞋袜、卫生衣裤、手套耳套及棉毯等汇军事委员会配发前方。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杜月笙于１０月３日通过电台播音劝募棉背心，同一天又担任新组建的浦东棉花运输会常委，负责支前。八一三抗战时杜月笙个人出资１万多元买了１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八一三抗战后期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光饼２０万只。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时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１０００套，对GCD表示了合作的态度。 １１月１０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别动队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组为忠义救国军。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６日晚，杜月笙抛下了所有的家属，与宋子文、俞鸿钧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杜月笙安排自己的门生留在上海，支持戴笠的军统“锄奸”，为此他的手下也做出了不少牺牲。比如他的总管万墨林就被７６号汪伪特务机关诱捕，在牢里被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到医院里躺了将近半年，吃了不少苦头。但万墨林没有吐漏任何重要信息，也算是一条硬汉，为杜月笙挣足了脸面。而杜月笙另一位手下杨渔笙（曾是杜多年的帐房）在这一段时期表现软弱，不敢为抗日卖命，杜就看不起他，觉得他塌了自己场。有一次杨渔笙偷偷跑到香港，想求着杜月笙让他在香港“抗日”，杜月笙不答应，非得让他回上海，杨跪求，据说杜月笙踢了他，说以后不要再来见他！从这些事情来看，杜月笙抗战不是做花架子，而是真的把它当作一件大事、尽了自己的全力来做。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的大部分委员在汪精卫的引诱拉拢下投逆，参加所谓“和平运动”。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下令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１９３９年８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奉命潜入上海，收拾残局。１９４０年夏吴开先返渝述职途经香港，对杜月笙谈及国民党在沪派系众多协调不易，杜月笙当即提议中央设一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蒋介石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成立以杜月笙为主任、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敌后统一委员会，统一指导在沪的国民党、三青团、军统、中统以及帮会组织。蒋介石还通过吴开先传达他的口信，“上海的阵地是不能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蒋介石让杜月笙当此重任是因为杜在上海有潜伏势力可资利用，更与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有关。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杜月笙从留沪门徒徐采丞处获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后，急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返港后杜与高、陶代表黄群接触面谈后再次飞抵重庆向蒋汇报，请示机宜，１９４０年１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离沪赴港。不久陶希圣滞留在上海的３个孩子亦经杜月笙、万墨林的筹划抵达香港。１月２１日高、陶揭露的“日汪密约”由中央社公开曝光，此举沉重打击了汪精卫卖国集团，全国各地纷纷掀起讨汪运动。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上海统一委员会总交通万墨林被７６号汪伪特务机关诱捕以及１９４２年３月上海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军逮捕后，杜月笙均尽全力打通关节进行营救。吴开先承认，杜月笙为了营救他“个人耗费三百万元以上”……万墨林和吴开先两人最后都是日本军方同意释放的。同样，１９４３年杜月笙筹设通济公司，计划从上海等沦陷区运去棉纱，再从国统区运进日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派驻沪代表徐采丞就此与日本交涉时也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杜月笙此举是经与戴笠商议，得到蒋介石认可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遭受日伪经济封锁的大后方物资奇缺，物价昂贵，民不聊生，饷用匮乏，蒋介石铤而走险，“乃有向沦陷区抢购抢运物资、挹注后方的经济决策”，并指定由戴笠设法“切实办理”。毋庸讳言，杜月笙受命组建通济公司在缓解大后方物资匮乏的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故人们斥责杜月笙借机大发国难财并非无中生有。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杜月笙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难能可贵的。 |
若问仙乡何处是 镇江丹徒蒲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