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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史郎日记中关于
日军屠杀的描述 |
东史郎日记案是指前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因发表自己的《战时日记》而被起诉的一桩案件。
东史郎，原日本侵华陆军京都第１６师团福知山步兵２０团士兵。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岁的东史郎被征入伍并派往中国。同年１２月，他参加了日军进攻南京的战役及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南京军民的大屠杀。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东史郎因病被遣送回日本。在华期间，他枪杀俘虏，侮辱妇女，抢夺粮食，并亲眼目睹了他所在部队集体屠杀中国百姓、轮奸妇女等暴行。在此期间，他坚持写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从１９３７年９月至１９３９年７月的战事，其中有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等。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４年３月，他将在华期间的日记、见闻以及收集到的军中报纸、传单等整理成日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史郎逐渐认识到侵华日军的罪恶，不断地反省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为了将真相广泛地向世人公布，牢记历史教训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１９８７年７月６日，他应日本《为了和平的战争展览》实行委员会之邀，公布了自己的战时日记。随后，青目书店出版了《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同年，下里政树将东史郎日记收入了他编写的《被隐藏了的联队史》及其后出版的《南京事件京都１６师团有关资料集》中。
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载到：
“我被命令担任南京城的警备，离开了群马镇。位于中山路的最高法院是一座被涂成灰色的巨大建筑，它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吧。
“在法院前被压扁的汽车翻倒着，路的对面一侧有个池塘。一个支那人不知从哪里被拉来，战友们像孩子抓住一条狗一样折磨他。桥本提出一个残酷的想法：把他装入袋子，浇上汽车中的汽油、点火。哭叫的支那人被塞进邮袋，袋口被紧紧系住。他在袋中反抗、哭泣、怒号。袋子像足球被踢、像蔬菜被撒上尿。桥本从压扁的汽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上，并在袋上系上绳子拉来拉去。
“尚存良心的人蹙着眉看着他的残酷之举；没有良心的人颇有兴致地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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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东史郎参观卢沟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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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27日，东史郎在南京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拜祭死难者，向亡灵忏悔谢罪并祈祷。 |
“桥本点燃火，汽油一下着了起来。这时，袋中发出无可名状的恐怖喊叫声。因为这种身体的力量，袋子跳了起来。袋子自己跳着，自己滚动着。
“战友中一些人对这种残酷的玩火十分兴奋。袋中发出地狱般的悲鸣，像火球一样滚动。
“桥本抓住袋子上的绳子说：
‘喂，那么热的话，让它凉快凉快！’
“于是他将三颗手榴弹绑在邮袋的绳子上投入水中。火灭了，袋子沉了下去。当波纹将要平静时，手榴弹在水中炸裂。
“水纹溅起又恢复了平静，游戏结束了。
“这种事情，在战场上不算任何罪恶。
“只是，我对桥本的残忍性感到厌恶。”
桥本光治作为该事件的当事人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５日将东史郎送上了法庭。
桥本光治当年任班长、伍长，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怂恿下，他极力否认他曾做过东史郎日记中所记载那样残忍的行径并要求赔偿。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６日，东京地方法院以近距离手榴弹杀人可能危及加害者、“日记记载从常识判断不自然”等为由作出了“东史郎支付５０万日元名誉损害赔偿”的判决。随后，东史郎上诉东京高等法院，并多次与律师到南京调查取证。
１９９８年３月６日，中国南京江东门纪念馆受日本支援东史郎审判实行委员会和支持东史郎南京大屠杀审判辩护团的委托，邀请南京工程爆破设计所的专家实施手榴弹爆炸试验。通过将邮包装入模拟人推进水塘的爆炸试验和定点爆炸与燃烧试验证明东史郎日记所记述的事实完全真实可信。８日，东史郎接到中国南京公证处为他们在南京取证的１０份公证书。
１９９８年年１１月初，东史郎再次到中国取证。１１月４日，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做报告时再一次向在座的中国人表示谢罪。东史郎在报告中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的战友们都是普通的农民，在家乡他们都很善良淳朴，为什么穿上军装就变得毫无人性呢？显然，这是军国主义教育的结果，我们应该深刻地反省。我在８０岁时被日本右翼送上法庭，６年来不断地在法庭上跟他们争论、斗争，我的勇气来自为了真正的中日友好。”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东京高等法院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而非国际社会公认的《战争法》再次判决东史郎败诉，理由是当时的南京高等法院门前不存在水坑以及“被推认为不存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残虐行为”等。因此，原南京高等法院门前有没有水坑成为了此案的焦点。
东史郎在东京高等法院判决后说，从军日记的真实性通过此案的审理早已一目了然。这一诉讼原告一方是一伙别有用心者，他们企图借助法庭恫吓揭露日本侵略历史的证人，妨碍传授真实历史，抹杀“南京大屠杀”罪证。这一判决从根本上践踏了历史事实。
针对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称东史郎诉讼案不是关于所谓“南京事件”是否存在及事件全貌等问题的诉讼，而是就被告的“战时日记”的部分记述是否造成对原告的名誉损害以及原告是否进行过如记述那样残虐行为的事实的认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两次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对日本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历史、尊重史实、以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同时强调东史郎一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的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为了查实南京高等法院前是否存在水坑，中国有关方面再次多方取证。１２月２６日，天津收藏家陈继揆从自己收藏的众多历史地图中发现了一张１９３５年９月由武昌亚新地学社发行的“新南京市实测详图”。该图明确显示在南京市高等法院门前确有三个大小不等的水坑，大约分别为２２００平方米，１５００平方米和８００平方米。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０日，中国国家测绘局所属的中国地图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陈潮又查到了新的证据。这位专家发现，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９年，即日军侵华前后的１０多年间出版印行的６张南京地图上，南京最高法院门前确有水塘存在。这６张地图是：
１９３５年５月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比例尺为１比１．４５万的《南京城市图》；
１９３５年９月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的比例尺为１比１．８万的《新南京市实测详图》；
１９４８年新鲁书店印行的比例尺为１比２．１５万的《南京全图》；
１９４７年２月中华书局印行的比例尺为１比１万的《最新南京地图》；
１９４８年７月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的比例尺为１比１．８万的《南京市街道详图》；
１９４９年亚光舆地学社出版的比例尺为１比２．２６万的《南京市街道详图》。
虽然这些地图出版单位、日期不同，比例尺各异，但所有标有位于中山北路的南京最高法院的对面，都有３个清晰可见的大水塘。这就为东史郎日记公开的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提供了铁证。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４日，上海地图收藏者徐友群在对自己收藏的地图进行查阅和研究后，发现了一幅由日本名所图绘社印制的《最新南京地图》。地图长７９厘米，宽５５厘米，地图比例为二万分之一。在地图左下角清楚地印着：“著作权者兼发行者 出光卫”，“发行所 至诚堂书店”，“印刷者小山吉三”，“印刷所 日本名所图绘社”，“地址 东京市日本桥区滨町三丁目五一番地”，“电话 茅场町（６６）三四二八番”的字样。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有１０个大小不等的水塘，在南京高等法院门前有３个水塘。据上海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地方史研究专家薛理勇介绍说，至诚堂书店是日本设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商业出版机构。据本世纪早期的一些资料记载，这家书店的地址先在东大名路上，三十年代后迁到吴淞路，日本战败后撤走。因此，从地图上标明的书店地址，可以断定地图出版的时间在三四十年代。这幅完全由日本印制的地图为东史郎日记案提供了最新、最有力的佐证。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２日，东史郎到中国参加《花冈事件》画册出版座谈会时，中国地图出版社向东史郎赠送了６幅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南京地图，以支持东史郎。
同时，东史郎还参观了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于１９９９年２月初联合举办的《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
展览共分“侵华战争期间的东史郎及战时日记”，“东史郎的反省、谢罪和《东史郎日记》的出版”，“《东史郎日记》案引发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南京人民为正义举证”，“《东史郎日记》案二审判决后引起的反响”等５个部分。
展出的８０多幅史料照片及东史郎捐赠的侵华日军军旗、战刀、勋章等实物，全面展现了《东史郎日记》案的真相。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当年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东史郎、上羽武一郎和增田六助的战时日记，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违背史实对《东史郎日记》案的判决书，以及南京市民为《东史郎日记》案提供的三十年代的地图、邮袋等大量举证。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纷纷在声援东史郎的百米长卷上签名。
据南京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自东京高等法院判决东史郎败诉后，纪念馆收到国内外各界人士声援东史郎的来信和签名条幅逾千件，２３０００余名签名者来自全国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１１５个城市，以及美国、德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国家及香港、台湾等地区。东史郎表示，将在世界各国正义人民中募集３０万人的声援签名。
江苏省还在因特网上专门设立了声援东史郎网站，开展网上声援活动。在这个网站上，人们不仅能够较为详尽地了解到东史郎案件的始末和声援活动的进展情况，还可以直接在网上签名声援。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１日，日本最高法院再次驳回东史郎的上诉，并对他判处５０万日元的罚款。舆论认为，日本最高法院选择右翼团体将在大阪举行翻案集会──“彻底验证２０世纪最大谎言南京大屠杀集会”前夕宣布东史郎败诉，这是耐人寻味的。
东史郎认为，日本最高法院无视律师团的一再要求，调查人员一次也不会见有关人员，也不仔细研究原告承认犯罪的录像和在中国进行的当年残害中国人暴行的实验等新的证据，对案件没有进行认真审理。因此，不能不说日本最高法院只是形式上对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进行追认，从而放弃了司法的最高责任。
东史郎表示，他决不同意日本最高法院的这种判决。今后仍将把东史郎日记和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向世界广为宣传，由历史作出公正的审判。
在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后的第三天，四川一位民间收藏家樊建川展示了一幅标明“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即公元１９３９年）再版”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的地图。地图由新京兴地学社出版，南京大新书局发行。经过专家考证，这幅地图是日本人控制下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印制的。地图上清晰地标明，原南京最高法院门口共有三处水塘，水塘布局与１９９８年在天津发现的１９３５年印制的南京地图一样，为东史郎日记案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２０００年５月７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发现了一幅缴获的原日本“支那派遣军测量班”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出版的南京市北部地区军事图（根据民国二十二年航测资料修正）。
这幅地图描绘了南京市区“三牌楼”周围的地形，比例尺为１：１万，密级为秘密，还特地注明仅限驻华日军使用。地图右下角清楚地标有“最高法院”（司法行政部）。距离法院门前１６０米、７０米、１００米处分别有三个面积约为３６００平方米、２４００平方米和１５００平方米的池塘，进一步证实了当时南京法院门前水塘存在的真实性，为“东史郎日记案”增添了又一有力证。
楼主
若问仙乡何处是 镇江丹徒蒲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