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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883年，1901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归国后修建广九铁路时任项目工程师，在铁路建成之时，由于积劳成疾，于1911年病逝，时年28岁。
由于家父凌谨扬被打成“右派”、“特嫌”等罪名，在文革中为了保护家人安全，母亲罗澄云只能把所有祖父善安和父亲编写和收藏的书籍，、还有他们的履历等，包括有关于老家的所有信息全部付之一炬。甚至把相册里的父亲与祖父照片中的头像都挖了去，现只有寥寥数张幸免于难。一张张残缺全家福见证了动荡时代那场浩劫。
家母罗澄云是东北人，毕业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与父亲结婚后，在我祖父凌善安创办的学校里担任训育主任，由于家中学校事物繁多，父亲一直没有机会带母亲回家乡转转。我们七兄妹都是在北京出生；在我15岁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在清湖农场劳教，母亲就独自抚养我们兄妹7人，含辛茹苦。
人不能没有故乡，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何处，太可悲了，虽然对老家所知不多，但当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故乡，才不枉白活一场。
直到1978年家父平反，那年邓小平出了新的政策，给所有的“地、富、右”摘帽；解除了政治枷锁，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光明正大去寻找家乡了！
1979，我提出了寻找老家的想法，由于当时关于老家只知道在广东宝安，其他信息一无所知，只有家母罗澄云大力支持。
年末母亲陪同我由北京来到肇庆表姐罗津玲家里，由我表姐担保，找了肇庆公安处一位杨姓处长给我办了前往深圳特区的边防证。我怀揣着祖父凌善安的照片和证件，踏上了期待已久的寻根之旅。
在出发前晚，我表姐的儿媳黄小华问我打算怎么找老家，我对她说，我只在年幼的时候听家父凌谨扬讲过，老家在广东宝安，村中姓凌的都是一支的，有“善、扬、宏”三个字辈，村子西边有一座山，夜晚爬上去向南可看到香港九龙的灯火。由此可见，第一，从地理位置来看离边界应该不远，第二，村西边必须有山，第三，必须有凌氏宗亲而且必须有“善、扬、宏”三个字辈!虽然信息不多，即使要一个村一个村去问，也要找下去，而且我坚信一定找的到！也许黄小华也能感受我寻根问祖的迫切心情，她当时就给她在深圳农行当行长的姨丈张伟能先生写了一封信，让他协助我的寻根之旅，现在看来黄小华的引荐无疑是雪中送炭了。
当天下午三点多我下了从肇庆到深圳的火车，找到了深圳当时仅有的一间农行，不巧的是张伟能先生当天休息。农行的职员知道我是张伟能先生的亲戚的时，主动要求带我到张伟能先生的家里，这才见到了他，他看了黄小华的信后说，马上带我去一个农行科员的家里，而那个科员的名字叫凌宏忠，老家在布吉下李朗。
不想凌宏忠自小离家，对我所说的一切全然不知。张行长就给了凌宏忠三天假，让他陪同我去他的老家寻找线索。第二天我便与凌宏忠坐上了由深圳到下李朗的火车。经过一番询问后，虽然毫无头绪，但也获悉邻村有个上李朗村，还有很多“扬”字辈的老人健在，于是下午就马不停蹄的赶往上李朗村。
在上李朗找到了一位叫凌祝扬老人，他听完我的讲述，并看完我祖父凌善安的照片后惊呼到：“我们是一个祖先的，你们是老墟村的，和你们的最近的是欢扬；我曾经在你祖父善安办的学校里读书，因为背书背不下来他就用他拄的文明棍敲打我们的头，我们都很怕他！你父亲小名叫谨仔，这些我都记得！”我真是喜出望外，本来打算用十天半月来寻找老家，没想到啊，到深圳的第二天就找到了！当天我们聊了很晚，祝扬老人对我父亲的过世也颇为感慨，在当晚他们为我联系好老墟村的凌欢扬伯父。
第三天的清早一位下李朗的宗亲用自行车载我到了老圩村，见到了凌欢扬伯父。欢扬伯父即刻带我去枫坑拜祭了祖坟，然后带我去看了祖父凌善安创建的学校、教堂和曾居住过的祖屋。逢人便说：“大房的人返黎啦！”此刻我无比清晰的知道，是的，我回来了。我的心中无限感慨：无论环境怎样变迁，中国人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天涯海角也无法阻隔，让人为之动容的。家乡的亲人也始终情牵着远方的游子，而远方的游子也代代相传，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根。
这次的寻根之旅出奇的顺利，要感谢的人有很多，谢谢他们不遗余力的热心帮助，也是祖先显灵，在暗中庇佑，机缘巧合的完成了我这游子的寻根梦想。
右起编者凌宏孝与从美国回国的外甥朱洛夫及夫人黄小华（留影于上海）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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